其一，明朝的军事策略一直处于调整之中。明初，军队战斗力较强，明军往往通过主动发起进攻，如捕鱼儿海战役等，来迫使北元军队撤离；中期以后，随着主动出征给国家财政、人民赋役等带来的一系列负担，明军开始转为防守，通过烧荒建立隔离带，大量建设墩堡据点等手段来迟滞敌人的进攻；到了后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明军只能通过战略收缩防线来强化其防御力度。

靖边县王渠则镇明长城遗址，雪后美景如画。新华网发 霍俊斌 摄

其二，诚如所问，明军缺乏现代科技加持，难以及时向朝廷沟通全部边防建设信息，因此需要朝廷委以方面大员，并赋予他们便宜行事、不听节制的权力。初期是藩王镇守，永乐靖难后则逐渐转由总兵官镇守模式。中期以后，为了协调地方军、民、财等事务，又陆续设立三边总制、总督、巡抚等官。

其三，从外部势力看，不管是瓦剌、鞑靼抑或其他周边势力，他们对明朝的进攻力度，进攻频率并非无限，一旦能够达成他们的目的，他们不会选择更多的军事冒险行动。因此，明廷还能通过商贸或议和等手段来缓解矛盾。此外，拉一派打一派也是明廷长期使用的方法，这对于明军应对外部军事压力，无疑有很大舒缓作用。

搜狐文化：明代北部边防经历了三个典型时期，其中第一个典型时期在洪武元年到宣德十年，二个典型时期在正统十四年后，第三个典型时期始于隆庆五年明朝与俺答汗达成和解这一事件，想问一下陈老师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哪个时期印象最深？

陈佳臻：印象最深还是第二个时期，尤其是“北京保卫战”。我在讲元、明时期历史的时候，通常会涉及到北京的部分建城历史，北京城市在元明时期的格局分布，北京保卫战是最生动的讲解素材之一。

北京保卫战示意图来源：澎湃新闻

若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来看，“土木堡之变”其实发生得有些不明不白。明军固然有其自己的组织、建置弊端，但是通过史料我们也能发现，明军的失败其实叠加了很多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加速了50万大军的灭亡。与此同时，瓦剌的也先也在不停试探和判断明军，他原本对打赢明军也没有寄予多少厚望，最后竟然俘虏了朱祁镇，多少有些喜出望外。《实录》里不会提到这些，要看到当时杨铭等人写的《正统临戎录》等，能够知道更多瓦剌方面的细节。当然，这种结局也多少让人感慨唏嘘。

搜狐文化：“土木之变”是明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想问下陈老师土木之变对于明代朝贡体系有哪些影响？对于在明代北部边防体系有哪些影响？

陈佳臻： “土木之变”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数十万明军折戟沉沙，直接导致明军由攻转守。可以看到，朱祁镇有效仿乃祖之心，而无乃祖之雄魄。无论是朱元璋、朱棣还是朱瞻基，都有御驾亲征之举，这一时期的明军是以主动出击的姿态出现在草原上的。朱祁镇当然也想重现这种荣光，可惜失败了。

明朝军队和瓦剌作战路线图 来源：北京日报

既然明军转为守势，自然也就无法再对漠北或西域事务施加足够的影响。明朝中期开始，无论是朵颜三卫，还是鞑靼瓦剌，抑或罕东哈密等，皆出现各种动荡，明廷再也无力全面介入干涉，可以说是“土木之变”的后遗症。那么，以军事手段为保障，以怀柔政策为主旨的羁縻政策，自然大打折扣。

搜狐文化：您在《译后记》曾分析过本书作者窦德士的写作风格，评价本书是一部明朝长城边防文献的汇编之作，想问陈老师如何评价这种大量援引史料原文的写法？

陈佳臻：就英文版原著而言，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窦氏著作的受众。窦氏的受众，首先肯定是美国方面东亚史、中国史相关方面的研究学者、学生，所以窦氏通常援引史料原文的写法，符合美国受众对该问题的需求——即通过阅读该书，能够获得对明朝长城边防问题的基本认识。从这个角度看，窦氏的写法是巧妙的，务实的，既然不必过多阐发，不如根据史料原文展现，还原彼时历史记载即可。

但转译回中文，就会面临两条路径。一是如某些评论所说，要尽可能忠于英文版原著来翻译，二则如我所想，需要重新根据中文受众来进行“润色”。这里我很想举一个例子，第十章原文标题里有“A Warrior Emperor”，我们当然可以直译为武功皇帝，战士皇帝，武夫皇帝等。但要知道，朱厚照曾经给自己封了一个“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诸君细品，大概没有什么再好的表达能够超越皇帝本人给自己的封号了吧！

对于中文受众而言，明代时期的文言文并不难读懂，窦氏所用实录、奏议、方志皆语言朴素，并非四六骈文，亦非秦汉简牍拗口的文书，在我看来，应该尽可能还原其文，而非根据现代汉语创设新的表达，这既尊重历史本身的表达，也不会给主体受众造成过多额外的负担。当然，由此造成的问题便是，在一些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看来，这种“史料堆砌”看起来毫无意义。这是正常现象，这类读者大概已经处于“进阶”阶段了。

搜狐文化：您博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元史，您觉得元代的边防策略和明代有哪些区别和联系？有学者认为太祖朱元璋及以后诸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您是否认同呢？

陈佳臻：说边防，首先不妨谈谈我为什么要将英文版中涉及明朝“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等原表达译成“边防”。我认为这涉及到一个认知问题。看过英文原著的读者，应该可以从窦氏的行文中看出，他的一些措辞语句，实际上还是受到了美国“新清史”的影响，如果如数照译，且不问是否符合政策审查，也同样不符合大多数中文读者的认知。

明朝与周边这些政权势力之间的关系，言国家关系则显然过于其实。它们互有攻守，互有朝贡商贸，相互并立，却又没有存在国与国之间应有的一系列标志，如确定的国土，对等的外交关系，或其他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认定标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单独把中原称为“中国”，把边防视为“国防”。

说回元朝。元朝脱胎于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尽管后来汗国之间各自形成实体政权，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之间形成了完全的国际关系，宗藩色彩仍然存在。因此，元朝与诸汗国之间也并无十分严格的边防问题，尽管海都与元朝交战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没有。明朝则不同，它恢复了传统中原王朝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对漠北、西域、藏地、东北皆采取羁縻政策，赋予了这些地方政权相当的自治权限，但它们又通过朝贡贸易，与明朝维系着宗藩关系，部分时期甚至获得明军的驻军保护，如哈密、朝鲜以及建州诸卫等。

至于怎么看朱元璋将全部防御力量限制在长城附近，而“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就是仁者见仁的事了。一来他不一定办得到，毕竟朱元璋所处的时代，世界格局又有不同，中亚兴起了帖木儿帝国，再往后看，还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等。二来，作为安土重迁的汉人，他是否有兴趣扩展更多版图，也值得叩问。

搜狐文化：您在《长城之外》这本书中注释部分十分细致，而且修正了作者很多史料引用的页数的错误和内容上的错误，想问一下陈老师如何在翻译中根据史料推断来修正翻译的内容的？

我自己斥巨资在网上买了《明代满蒙史料》和《皇明泳化类编》等窦氏使用的史料，核实了他每一段话涉及的相关史料，力求除了他的阐述分析之外，每一处他征引、转述的史料都得到核实。但《明代满蒙史料》毕竟是后来学者辑录，其原文很多出自《实录》，于是相关内容我又需要到《实录》等更为原始的文献中再核实一遍，力求无误。所以我做的工作，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在校订。

有些地方，窦氏的英文原文描述较略，或经窦氏英文转译，比之原文已有节略。考虑到中文受众可能不满足于浅尝辄止，我会把窦氏所述内容的前因后果略作增加，避免过于简单乏味。毕竟对于明朝，中文读者要比美国读者熟悉很多。

还需要说明的是，有评论问为什么在后面几章类似的注释变少了，是因为后面几章窦氏的史料来源更丰富，如奏议、方志等，而不单只援引前述史料，所以数据上的出入较少，需订误的地方少，并非译者犯懒所致。

陈佳臻，资深英语译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法律制度史，著有《元代刑部研究》等。

文/袁立聪 审/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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