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案例分析来看，有些领域并不存在着纯粹客观的学科，比方说气候科学。气候科学中的全球变暖，国际上就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真的是全球变暖了，而且是工业碳排放造成的；但另有一派认为工业碳排放对气候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全球变暖是因为地球自己的原因，它有温度变化周期的。如果你把两派的意见综合看，你就会发现没有客观的气候科学。因为学科本身不能做出精确的断言，所以大家就有争论的余地。有争论的余地，政治就要介入进来。

作为对比，比如说我们看万有引力，这样的理论有政治介入过吗？没有。因为这个理论本身是一个明确的、经过反复检验的，科学上没有争议空间的，这样的学科，就很难弄出科学政治学来，因为空间有限，不是说绝对弄不出，但是类似于气候科学这样的政治介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精密科学它没有空间，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来分析，其实很多学科的争议都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维度有助于我们理解许多科学真理。

搜狐文化：在《科学外史》这本书中提到了科学幻想与外星文明等话题，那您是如何看待人类对外星文明的探索与想象？

江晓原：本书确实也有不止一篇文章涉及过这个问题。在我们公众心目中觉得找外星文明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事情，因为我们想象中找到了外星文明就可以跟先进的外星文明搭上线，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获得跨越式的发展。

但是反对去跟外星文明发生关系，特别是反对主动去找外星文明的人，认为你主动去找外星文明，就是“引鬼上门”。这种观点它的主要理由是说，外星文明肯定比我们的文明先进，事实上现在外星文明如果在遥远的地方你根本找不到，你能找到的肯定是它靠近你的时候，谁能来到更远的地方，谁一般来说谁就更先进。常理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找来一个比你先进的外星文明，其实就是“引鬼上门”。因为外星人来了肯定要征服你的文明，就像三体人来了，它们就要征服地球一样。因此反对派认为不要去找外星文明。

所以到底我们要不要去寻找外星文明，我倒是比较赞成霍金晚年的意见，霍金晚年在他的作品《大设计》中谈到了我们要不要去找外星文明，霍金认为我们不要主动去找，主动去找是会招灾惹祸的。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有和霍金同样的观点，而且西方这种观点还是很流行的。我觉得霍金这个想法比较合理。主动去找外星文明，就等于一个小孩子来到这个黑暗森林里点起篝火，大声地喊我在这儿，有可能立刻遭到外星文明的攻击（像《三体》中所设想的那样）。

所以在现阶段，我觉得主动寻找外星文明确实不合适。被动地去寻找外星文明，虽然刚刚我说的技术风险还是存在的，但是毕竟这个事情比较遥远，这中间还有时间，相对要好一点，尽管那技术的想象空间是无穷无尽的。

搜狐文化：本书当中您有对《流浪地球》等科幻电影的具体案例分析，请您谈一谈中国科幻的发展路径在何方？

江晓原：中国科幻按照我以前描述过的一个大致的路径，我们在清末的时候，当时欧洲流行的是以凡尔纳为首的科幻，我们可以认为是旧的科幻，它主要流行在1900年前，凡尔纳是完全乐观主义的。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想象未来科学技术发展以后，我们人类可以过得更幸福。所以后来到20世纪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情有独钟。

他的作品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被翻译引进，我们这里老一代的人，你如果跟他们说起科幻，唯一能想起的就是凡尔纳的作品，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是看过的。但是实际上在西方从1900年前后开始，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登场，威尔斯开创的就是反思科学的传统，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的科幻在清末之后就中断了，因为如果国家处在水深火热中，人们一般是不会搞科幻的，所以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科幻才缓过来。

这个时候我们除了把凡尔纳的科幻文学引进来之外，我们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科幻看成科普的一部分，典型的作品有叶永烈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个小说完全是一个低幼的科普小说，风格完全是凡尔纳风格的。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说进入1990年之后，中国科幻作品基本上在10年之内就完成了跟国际接轨。

我专门分析过，在国内接轨的浪潮中，刘慈欣是一个例外，他是反潮流的。刘慈欣实际上仍然在秉持着凡尔纳的理念，他相信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

对于这一点刘慈欣自己并不否认，他的《三体》非常成功，在客观上成为了我们科幻的标杆。

反思科学和不反思科学有一个非常表面的指标，就是看这个科幻故事的结局是不是黑暗。凡尔纳的小说的结局都是光明的，反思科学的主流在当下的科幻作品的结局都是黑暗。包括我们从国外引进的那些影视作品，现在著名的科幻的那些作品你去看，结局都是黑暗。

从表面的指标看，《三体》的结局也是黑暗的。为什么它反潮流最后得出的结果跟顺着潮流的人是一样的呢？我的解释这只是殊途同归，它们的路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同归呢？因为刘慈欣喜欢拷问人性，其实很多科幻作品都要拷问人性的，但是刘喜欢在他的刑讯室里拷问人性，刑讯的工具就是科幻，对人性进行“严刑逼供”，必然把人性中黑暗的东西逼出来，所以他小说里最后的人性都是黑暗，最后是殊途同归了。

你要从这里开始展望我们国内科幻的发展，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自从“科幻十条”出来，对科幻确实有激励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年新出版的科幻的长篇小说，数量也不少。

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科幻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小众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念大学的时候喜欢科幻，还加入科幻的社团，等他一毕业工作，就不碰科幻了，因为碰科幻会被人认为你是一个幼稚的人，这种文化氛围其实今天在很多地方都是存在的。

但在这个小众的圈子里，大神还是有的，作品也基本上都是跟国际接轨的。虽然我们这里不愿意把结局写得过于黑暗，但是总是要在作品里反映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或者是滥用科学技术产生的负面的结果等，这样的情景在作品里还是很多的。这样看说基本上接轨了，大家一起沿着这个潮流在前进，刘慈欣又给我们把标杆树好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我们确实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走向成功的。

这两年我们国内科幻的影视作品也相当繁荣的，实际上很多，除了《流浪地球》外，其实每年现在国产的科幻电影数量相当大的，只不过很多电影可能是不上院线的，在网络平台上放的。因为现在要拍一个科幻作品的成本也越来越小了。

以前科幻的大制作，很多成本都花在特效上，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低成本的科幻片也可以出现一些像大片那样的场景和视效，而且中国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落后，所以我整体持乐观的态度。

搜狐文化：《科学外史》书中的第一章实际上是回顾了像霍金、萨根、道金斯等科学家的人生经历，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位科学家的经历？

江晓原：:我曾经在交大学报上发过一篇学术文本，分析霍金的《大设计》这本书，前文我们谈到的要不要找外星文明是本书的其中一个问题，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理解这个世界需不需要上帝，另外一个问题是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

需不要上帝这个问题我们国内的人认为他是比较唯物主义的，因为他说上帝是不需要的，我们不需要用上帝来解释这个世界，但是在外部世界的真实性这个问题上，他又变成唯心主义了。

他认为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在终极意义上是不可把握的，我们只能通过图景，所以他叫做“依赖图景的实在论”。我们通过图景来把握外部世界，图景就是科学理论。也就是说我们用科学理论来描绘外部世界，但是这个理论本身不停地在变化的，所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描述总是也不停地换新的，因此外部世界它实际上在终极意义上它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通过一幅一幅的图景去把握它，他这个话在哲学上，本质上跟贝克莱主教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是一样的。

霍金去世的时候，有一家公号，当时知名度并不是很大，负责人就把我的那篇学术文本在半小时里就改造成了公号版发出去了，然后他告诉我说这就成了他们空前的爆款。我举这个例子实际上也说明，我分析的四个人中，霍金相对来说是我最熟悉的，那么他也是这个类型中牌最大的。

搜狐文化：您如何看待知识/科普直播？

江晓原：我发表意见非常谨慎，第一我从来不看这些直播，我也几乎不看短视频。因为我觉得文字才是更有效的，我对这些直播课，包括叫我去做课我也不愿意做,我认为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一种倒退。我们人类先发明了语言，后发明文字，有语言进行交流之后，为什么我们还要发明文字？一个是文字可以保存，立此存照。第二是文字更高效。

比如说你去看一个短视频，哪怕就三分钟，但它要讲的东西如果变成文字，你肯定只要用视频三分之一时间你就可以看完。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了语言文字，我们放着它不用，要倒退回去，听声音、看画面呢？从获得知识这个角度去看，它显然是一个低效的行为。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意义不大。

搜狐文化：对于广大读者来讲，您希望通过《科学外史》这部作品向读者传递哪些信息或者启示？

江晓原:我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客观的看待科学。我们以前习惯于对科学仰视，而我现在喜欢的是平视科学，甚至俯视科学。我讨论科学和很多人不一样，因为我不仰视科学，喜欢全方位来谈论科学。

所谓全方位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论科学，比如说某一篇专栏文章，我肯定也就只能对某个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讨论它，但是这种角度肯定不是仰视的，而是另外一种角度，我们跟它是平等的。我们要客观地来看待科学，其实是包括了几个维度的。

第一个维度是我们揭示事件和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喜欢把它从背景中抽出来，比如说本书中讨论“帝国科学”的原罪。在这里我多次提到了达尔文在“小猎犬号”军舰上的故事，以前我们谈达尔文，认为他是一个科学伟人。他在“小猎犬号”军舰上，到世界上去进行科学考察，所以我们对整个军舰的旅行，我们都把它当成科学颂歌来讲。但是实际上“小猎犬号”之类的军舰当年的行为完全是殖民主义者的耀武扬威的入侵而已。他们到世界各地去进行的所谓科学考察，实际上都是殖民行为，在今天看来是涉嫌违法的。

我还有一篇讲约瑟夫·班克斯故事的，班克斯本身就是个纨绔子弟，他走后门到军舰上去，跟达尔文上小猎犬号是一样的，只是上了另一艘军舰。

考察期间，班克斯在当地过糜烂的生活，船长都看不下去了，在航海日志里批评他，这样的人，我们把他的事情抽出来，只讲他植物学上的贡献。这也是我的另一个维度，我们讲科学的时候要全方位地讲，不要脱离了时代背景。第三个维度就是科学本身，我在本书中也谈过。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文/袁立聪 审/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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