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战事中，整个力量构成一个作战单元，包括本级的指挥、通信、情报、杀伤、心战、抗御、欺骗、保障共八个行动单元和A作战集团、B作战集团、C作战集团等多个下级作战单元。其中，本级的指挥单元通常为战略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情报单元为本级的战略侦察力量，通信单元为战略通信力量，杀伤单元为本级直属的战略导弹等力量，抗御单元为本级工程保障力量，心战单元为本级政治工作力量，欺骗单元为本级的佯动力量，保障单元为战略保障力量。

下级作战单元中的A作战集团、B作战集团，以及C作战集团，每个作战集团也都有相应级别的八个行动单元和下级作战单元。如A作战集团下有D作战群、E作战群、F作战群，分别构成A作战集团的主攻作战群、助攻作战群、预备队作战群等。依此类推，每一级作战单元都由八个本级行动单元和多个下级作战单元构成，直至单兵、单件武器装备。

上级作战单元的指挥行动单元，对同级其他行动单元和下级作战单元构成直接的指挥关系，同级的其它行动单元对下级行动单元没有直接指挥关系，只是一般的指导和协调配合。

这种通过层级指挥关系建立联系、各作战单元层层嵌套的力量结构就如同不断分叉的树木，可以用树系结构来称谓。

在树系结构中，作战单元与行动单元之间呈现出“强作战单元、弱行动单元”的特点。也就是每个层级的八个行动单元都依附于该层级的作战单元之上，不同层级的同类行动单元之间没有建立直接联系，或者联系不是很紧密。不同层级行动单元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各自的作战单元来进行。行动单元依附于作战单元而存在。

二、对位杀伤

作战是敌对双方的对抗活动。这种对抗看似胡搅蛮缠，毫无章法，实质是各作战单元的八种行动单元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敌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关系，共同达成作战目的的过程。其中，指挥、情报、通信、保障行动不与敌发生直接作用关系，而是通过信息决策、信息获取、信息通联等功能支撑杀伤、心战、抗御、欺骗行动，与敌发生间接作用关系。杀伤、心战、欺骗和抗御四种行动与敌发生直接作用关系，构成了作战活动最激烈的对抗关系。

传统战争中，杀伤行动，主要是利用弓箭、火炮、炸弹、核弹等装备，以人和马的体能、物体势能和火药爆破能、核爆能，等等，来杀伤敌所有力量、摧毁敌武器装备和设施，破坏敌战争潜力。心战行动，主要是说客、政治宣传人员采取游说、战场喊话等方式，作用于敌作战人员和普通民众；并对己方人员进行心理激励，降低敌心战行动的影响。抗御行动，主要是己方专职防御力量和其他各种力量依托盔甲、防御工事等手段实施，对敌杀伤行动作出应对式反应。欺骗行动，主要是专职欺骗力量或借用其他各种力量，采取佯动、伪装等方式，散发虚假信息，作用于敌情报行动和通信行动。（参见图8-2）

杀伤、心战、抗御和欺骗共四种与敌发生直接作用关系的行动中，杀伤行动又是最为核心的。心战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杀伤力量和杀伤行动的效果。垓下之战中，汉军唱起楚歌之所以能够使楚军将士意志崩溃，就在于前期楚军一直被汉军追着打，现在又被汉军重重包围。欺骗行动的目的，在于混乱敌人视听，使敌人决策失误，以利于后续己方杀伤行动的实施。抗御行动只能被动抵消敌杀伤效果，保障己方各种力量特别是杀伤力量有效遂行任务。因此，敌对双方组织力量进行对抗时，就主要表现为双方杀伤力量与杀伤力量的对抗，是对位性杀伤对抗行动。

三、毁伤效能

如果从能量与信息的角度看，古往今来的所有战争中，八种战争力量中，情报、指挥、通信是分别对信息进行获取、处理和传输的功能，为杀伤、心战、欺骗、保障、抗御行动提供信息支撑，即其主要功能是信息支撑；杀伤行动是通过破坏敌力量而夺取胜利的关键性力量，是杀伤破坏；欺骗行动和心战行动则是信息影响作用；抗御行动是对敌杀伤行动的杀伤抗御作用，保障是能量支撑作用。信息支撑、杀伤破坏、信息影响、抗御破坏、能量支撑是八种力量的主要功能。

其中，杀伤行动和心战行动主动与敌发生接触，其他行动与敌力量不发生主动接触。而杀伤行动是直接影响，心战行动是利用杀伤行动的效能而产生影响。因此，在八个行动中，杀伤行动是整个作战单元的核心。只有通过杀伤行动对敌进行了有效杀伤，才能有效剥夺敌对抗的意志，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所以，整个作战谋划，核心就在于增强对敌的杀伤效能，形成对敌杀伤效能优势。

冷兵器战争年代，杀伤行动主要通过释放人的体能和战马的体能，以及利用地形高低的势能来形成强大的杀伤能量，对敌进行杀伤破坏。热兵器战争年代，杀伤行动主要通过释放弹药的冲击动能，即通常所说的火力，来形成强大的杀伤能量，对敌进行毁伤破坏。

不论是人的体能、马的体能、地形的势能，还是弹药的火力，都是通过对敌目标进行物理的硬毁伤而实现杀伤效果，形成杀伤效能。因此，由冷热兵器战争所构成的传统战争的制胜根本就在于硬毁伤效能，简称毁伤效能。毁伤效能强者就可以获得战争的胜利，毁伤效能弱者就只能收获战争的失败。

四、层级空间

冷兵器战争年代，武器装备作用距离有限，因此地理空间、地形空间、武器性能空间三个空间是可以分离的。热兵器战争年代，早期热兵器的作用距离仍然比较有限，二战开始大规模使用具有远距离攻击的战机，但战机的毁伤效能不是很大，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作用距离有限的近程作战力量。因此，热兵器战争年代的地理空间、地形空间、武器性能空间三个空间也是层次清晰的。这里以楚汉战争中同时发生的成皋战役、安邑战役，以及中国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来说明之。

楚汉战争中，为了制衡楚魏两国的联盟，刘邦自己坚守成皋（主战场在荥阳），派韩信北向灭魏（主战场在安邑）。这就构成了两个地理空间的两场战事。两个战场之间的最近距离、最远距离约为210公里和280公里。

从安邑之战这个地理空间看。韩信在黄河下流的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方向重兵佯攻，引诱魏军重兵以待；在上流的夏阳（今韩城）方向以部分兵力乘木桶偷偷渡河，进行迂回侧击。在这里，临晋至夏阳之间的距离约为80公里，两个方向构成了两个地形分隔、作战行动紧密相连的不同地形空间。

从夏阳这个奇兵方向的地形空间看。汉军进攻的起点是夏阳（今韩城），进攻的终点是安邑（今运城）。夏阳至安邑之间的直线距离约为70公里。也就是夏阳这个方向地形空间的纵深达到了70公里。韩信以木桶运兵过河，因此可以判断这部分兵力主要是轻装力量，或者是步兵，或者是骑兵（马可以泅渡过河），绝不能是带着大量辎重的主力部队。

常规来讲，为了达成出其不意的结果，奇兵部队一般都是能够进行快速突击的骑兵。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渡河的汉军主要是骑兵。通常来讲，骑兵每小时行进的速度约20公里。从武器性能空间角度看，这个速度就表示，骑兵每小时的武器性能空间只有20公里。而夏阳至安邑的纵深达到70公里，因此骑兵部队每小时20公里的武器性能空间包含在70公里的地形空间之内。

再如中国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期间，辽沈战役与淮海战役两个主战场——沈阳至徐州之间的直线距离约1000公里，两个战场构成绝对分离的地理空间。在辽沈战役的锦州攻城战与塔山阻击战两个主战场——锦州与塔山之间的直线距离约为35公里。35公里进行平分，两个战场各占一半约是18公里。这是两个战场地形空间的大体间隔。当时的远射武器是炮兵，参照辽沈战役纪念馆陈列馆门前陈列的九一式榴弹炮，其最大射程约为11千米，也就是说当时武器性能的纵深是11千米。可以看到，11千米的武器性能空间包含在18公里的地形空间之间。18公里的地形空间又绝对地包含在1000公里的地理空间内。

因此，大体上来讲，传统战争中，地理空间、地形空间、武器性能空间三个战场空间的层次是比较清晰的，存在着层级包容的关系，即地理空间包含着地形空间、地形空间包含着武器性能空间。

五、固态布势

由于传统战争的战场空间层级清晰，这就意味着掎势、控势、弩势、节势的相对分离和分别创造。还是以楚汉战争中的成皋战役、安邑战役为例，刘邦自己坚守成皋，韩信北向灭魏，两个战场构成战略配合的掎角之势。在安邑战场，韩信在黄河下流临晋方向布重兵与魏军对峙，在上流夏阳方向以部分兵力实施偷渡，两个方向分别构成己方的正兵和奇兵。其中，在正兵的临晋方向，双方都是重兵对重兵。从而可能形成两种态势：一是汉魏双方兵力相当，处于均势状态；二是魏强汉弱，因为魏军是举国之兵来对抗汉军，韩信只带了汉军的部分力量攻魏。

这里姑且认为是第一个态势——双方势均力敌的均势。在奇兵的夏阳方向，汉军则必然占据绝对优势，呈现出如满弦弓弩般的有利态势，即弩势。将临晋和夏阳两个方向双方兵力的对比态势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临晋的均势与夏阳的弩势合在一起的控势。然后是汉军在夏阳的奇兵方向，利用弩势进行勇猛快速的突击，就形成了有利的节势。

从这个例子上可以看到，成皋之战与安邑之战虽构成战略配合的掎势，但两场战事是完全分割开的。这种掎势有力地牵制住了楚军的主力，使之不能参加安邑之战，为安邑方向创造控势奠定了前提条件。但至于安邑方向要形成怎么样的控势，掎势并不对控势产生怎样的直接影响。再到安邑之战，敌对双方分别在临晋方向与夏阳方向形成的兵力对比态势，构成了安邑之战的整体控势。

但由于两个方向的兵力上是绝对分开的。在奇兵方向如何形成弩势，以及在正兵方向如何形成均势或劣势，分别由两个方向的指挥员自行其是地决定，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控势由正兵的均势或劣势，与奇兵方向的弩势结合而成。当正兵方向的均势或劣势，与奇兵方向的弩势没有直接联系时，也就意味着控势与弩势的分离。节势是在弩势形成之后的迅猛短促进攻。

由于古代武器装备机动速度相对较慢，当弩势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两种情形：一是一旦形成“出其不意”性的有利弩势，就必须即刻实施快速突击，将有利弩势转化为节势，从而迅速歼溃敌人。二是一旦形成“四面包围”性的弩势，一般不会马上进攻，而是等待敌内耗到一定程度再实施攻击，将有利弩势转化为节势。如长平之战秦军包围赵军，围而困之。前一种情形是弩势与节势紧密相连，后一种情形是弩势与节势分别创造。也就是说，弩势和节势也是分离的。

另外，由于武器装备的运动速度较慢，因此，在双方都强调奇兵与正兵，或者主攻与助攻兵力区分的扑朔迷离战场上，一旦兵力部署完毕，就基本上决定了战场的掎势、控势、弩势，乃至节势。战事一旦启动，整个战场态势就很难转变。如三大战役时期，平津战役与淮海战役基本同步实施，构成了战略上的掎角之势。这两个战场兵力部署完成之后，就构成了某种掎角之势。两个战事一旦启动，两个战场方向只能进行战略性的互动配合，而不能进行临时的兵力和火力联动式配合，从而转变掎势的兵力对比态势。

在淮海战役歼灭黄百韬的作战中，阻援和围歼两个方向的双方力量对峙形态就构成两个方向的控势和围歼方向的弩势。战事一旦启动，再难有通过临时调整兵力来改变控势和弩势的时间。同时，一旦战前兵力部署到位，奇兵或主攻方向的武器装备也就确定下来了，其作战能力也就确定下来了，也就确定了战时可能形成怎样的节势。如果战时再调整其他兵力来形成新的节势是不太可能的。

也就是说，不论是掎势、控势、弩势，还是节势，只要开战前兵力部署到位，就决定了可能出现怎样的掎势、控势、弩势和节势。战时再调整兵力来动态创造新的态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传统战争的“固态布势”。如果要战时临时对兵力进行大调整，以动态创造各种态势，就有可能导致迅速失败。

这种临时大调整部署招致失败的典型战例就是中国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济南战役中，许世友不分主次攻击方向的做法，让守城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不知所措，战时来回调动兵力，致使哪个方向都没有守好，最后导致8天时间迅速失败。10万守城部队利用坚固的城防工事，居然无法抗御住13万部队的进攻。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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